什么拦住了公众科学认识转基因的去路

什么拦住了公众科学认识转基因的去路

■孙爱民 不久前的农历立冬当日，位于北京北四环海淀图书城后的一家咖啡屋里，50多名来自科学界、媒体界、产业界的人士在咖啡香与书香中畅所欲言。 在三个多小时的“头脑风暴”与“针锋相对”中，转基因报道是唯一的话题。 “不是科学常识的问题，而是感情问题” “任何一个生物学研究都需要转基因，我估计科学家从事的转基因实验每天有一万次左右。”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发育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韬作为第一个发言的科学家，向大家介绍了转基因研究的重要性。 潜心生物学基础研究的姜韬并不从事转基因动植物的生产，但是他的工作离不开转基因，所在的实验室几乎每天都有相关的实验。 姜韬提供的两组数据，令在场的媒体记者“不可思议”：全球1500万平方千米的耕地中，转基因植物耕地面积达250万平方千米；2008年美国的农作物统计数据显示，美国80%的玉米、86%的棉花、92%的大豆是转基因品种。 姜韬认为，转基因之所以在我国出现了接受的障碍，不是科学常识的问题，而是感情问题。 “我今天早上碰上了堵车，就思考到，人类堵车堵得这么厉害，也从没想过要回到过去没有交通工具的年代。”姜韬说，人类从来没有因为一项科学发现或者技术有风险就停止发展或利用，“土豆在1579年被引入欧洲，18世纪才显示出经济价值，中间几百年没有断过应用”。 当代生物学的特征是：所有的生物学问题最终能在分子层次上加以研究和进行解释。“作为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和研究对象，转基因技术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 对待问题，“敬畏、藐视、重视都是斜视，科学是正视。”姜韬表示。 “科普方法不恰当，就会变成高级黑” 我国部分媒体的转基因报道不论是在科学界，还是在媒体界、产业界，都引起了诸多不满。 人民网一位从事科技新闻报道的记者认为，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误解仍然存在，“我们看到有很多负面报道很明显是断章取义”。 媒体人方玄昌认为，在过多的争论中，老百姓甚至不清楚转基因技术到底是什么、转基因技术与普通的育种技术有没有本质的区别。 一家网络媒体曾经转发过方玄昌的一篇解释转基因技术的文章，转发时为了吸引网民的注意，编辑将标题改得“更有吸引力”，结果网民针对标题的评论有几万条，转而反对转基因作物。“我估计大部分发表评论的人都没看过正文。”方玄昌说，“科普方法不恰当，就会变成高级黑。” 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主任范敬群对部分媒体关于转基因的报道表示遗憾，“很多媒体在出现事件时喜欢找人文学者，思考更多的不是证据”。 在场的科技记者们向科学家表达了科技报道中如何判断观点对错的疑惑。 作为《三联生活周刊》的特约撰稿人，多年从事科技报道的袁越向在场的同行支招。“作为一名科技记者，要谦虚。”袁越说，“主流观点是世界上大部分聪明的脑子支持的观点，尊重主流是谦虚的表现，而尊重主流的表现是报道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的观点。” 建议用“吃”来宣传转基因 如何推动科学传播？如何让公众正确地了解转基因技术？与会的科学家与媒体记者期待科学家与媒体实现良性的互动。 范敬群在反思科学家在转基因技术传播问题中的责任时表示：科学家自身的自律也阻碍了转基因技术的传播，部分科学家对媒体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与会的媒体记者表示，科学界要争取媒体的支持，实现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必须尊重媒体的规律，“科学的优越感不利于科学的传播”。 对于转基因技术的传播，方玄昌建议必须用“吃”来宣传转基因技术。“谁来吃？政府官员不吃，科学家必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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